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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论特权》

2020年07月04日 05:59:56 | 分类: W鲜生活 | 作者:  | 浏览次数:607 次

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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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在短暂的瞬间里,人们就能改变自己的内心,变得尽可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唯有当平等是一辈子的日常现实,而不是少数时刻的游戏之时,人们才会如此[相互扶持合作]。」——西耶斯《论特权》

  

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被思想史家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化身」,因为他在 1788-89 年间出版的几本政论小册子,特别是《论特权》(一七八八)和《何谓第三等级?》(一七八九)这两篇杰作,不仅预示了法国旧政权(ancien regime)下封建等级制秩序的瓦解与民主平等的新秩序之形成,同时更亦步亦趋地介入了这个过程,成为新兴的第三等级革命家在从教士与贵族手中夺回主权,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国民议会中宣布废除封建等级制,重构法兰西民族行动的指导蓝图。

如果《何谓第三等级?》排除封建统治阶级,确立了第三等级(布尔乔亚)做为唯一民族主体之地位,那幺《论特权》则摧毁了封建秩序的根基,也就是基于身份等级制的特权体系。

旧政权时代的法国社会,基本上是以等级身份或地域区隔的团体(corporatebodies)所组成,而构成每一个身份等级或地域团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就是每个团体所独佔享有的「特权」。在旧政权体制下,这些特权是连结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也是政府统治的重要工具。每一新王朝发轫之际,甫登基的国王会发布诏书重新承认治下各省与各等级拥有之特权,而做为交换,各地域与等级团体则默认新王朝统治之正当性。前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教授 David Bien 指出,这种封建的恩庇-侍从(patron-client)体制发挥了类似英格兰宪政主义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王权。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基于特殊主义的特权体制也将法国社会切割成不同的身份、等级与地域群体,并且排除了绝大多数的平民,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国家向社会汲取财政资源,进行重分配的能力。大体上,革命前夜的法国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分裂与间接统治的前现代国家型态,而「特权」就是一种有限度的黏着剂,用利益交换连结了寄生的统治阶级,但却疏离了真正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平民。这个社会与政治形构不可能产生卢梭所说的「总意志」(Volontègénérale),只能仰赖君主发挥象徵的统合功能。

十八世纪八〇年代大革命前夜,法国国家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政权思考废除教士与贵族阶级的免税特权,此举导致了贵族与教士阶级之反弹,而他们维护特权的举动则促使法国舆论开始重估国家的性质与意义:到底「国家」是一群寄生特权集团的集合体,还是由共同纽带与理念所结合的共同体?特权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角色,于是成为这波政治反思的核心问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公共讨论的方向就从承认特权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原则,转变为拒绝特权,认为它破坏了共同体的团结。由于辩论导火线是法国财政危机,所以公共讨论焦点遂集中在财政特权,并且逐渐形成「特权」与「民族/国民全体(nation)」二元对立的讨论图式。「Nation」一词成为「共同利益」的代名词,并且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王国」,成为法国人政治认同的核心。最终,一个要求法律之前平等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并且接受全国统一性施政的公民的民族(civic nation)观念逐渐在论述交锋中形成。在这场革命前夜的国家愿景辩论中,西耶斯的几本小册子,有如美国独立革命中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一般,点燃了新的法国民族想像之火焰。

新的想像诱发了新的革命性行动,因为平民革命者渴望依照新的愿景形塑自己的共同体。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召开三级会议投票,然而涉及自身利益的教士与贵族是否应该拥有投票权立即受到质疑。教士与贵族虽然愿意放弃财政特权,但却仍想保有封建政治特权,也就是在三级会议内不成比例的代表权与投票权,而这当然遭致了第三等级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新生的法兰西Nation必须在平等、普遍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达成整合,继续维持身分等级制只会造成切割与分裂。做为一个上升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第三等级终究取得了霸权地位,于是依据理论家西耶斯的剧本,在一七八九年六月十日至十七日之间,第三等级单独召开的会议取代了三级会议,变成了全体国民的会议(Assemblée nationale)。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新生的国民会议正式废止一切封建特权,宣告以平等基础将全体国民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完成真正的民族整合。做为平等的泉源,以及公民崇高理想与行为之投射对象的「nation」,于是成为克服旧封建典範所造成的切割分裂之统一性理念。这是西耶斯做为法国大革命前期──一七八九年五月到七月的「法律革命(révoluti on juridique)」──的思想工程师(intellectual architect)事业的高峰。

美国政治哲学家沃林(Sheldon Wolin)在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经典《政治与愿景》(Politics and Vision)一书中,曾指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辩证关係:政治思想中蕴藏的未来想像,诱发了政治行动者试图以行动实现这个想像的热情,而他们的行动又反过来型塑了下一世代思想家的政治想像。Wolin 称这种政治想像为「建构性愿景」(architectonic vision)。西耶斯在革命前夜的几本小册子中描绘的旧社会崩解与新秩序诞生的图像,就是一种典型的建构性愿景。不只如此,西耶斯的建构性政治思想所召唤出的现实政治行动(至少到一七八九年六月国民会议成立为止),构成了一种几近完美的对应关係,而他自己更参与其中,成为第一线的行动者,因此才有论者将他誉为法国大革命之「化身」(personification)。

当然,这种理论与行动的完美合致未必是思想家—行动者所预见或意图的结果。研究西耶斯的当代名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修辞》(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作者苏威(William Sewell)就指出,西耶斯攻击的对象其实主要是贵族的特权,并不包含他认为具有一定社会政治功能的教士阶级与部分富裕第三等级所拥有的特权,然而八月四日第三等级主导的国民会议却废除了所有的特权,远远超出了他的原始构想。Sewell 认为,这是第三等级对现实的误认所致: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使他们将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封建特权(如教士与部分第三阶级)视为合理,乃至于遗忘其存在,以致于他们竟然误以为八月四日的决议所废止的,只是特别显着而恶劣的贵族阶级特权而已。正是在这个集体失忆(general amnesia)的脉络中,西耶斯有限度的特权废除论,才如此强有力地捕捉了一七八九年夏天法国人的公共想像,非预期地促成整个封建秩序的废除。Sewell 称此为「失忆的修辞学」:从旧政权裂缝中探出头的反叛思想的温和火苗,经由启蒙精神的折射,竟然加速扩大燃烧,爆裂出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平等」时代的来临。

然而在二〇一四年的台湾,在一个后现代的民主社会,如此着意重译、并且刻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论特权》──一篇出版于两百二十六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夜,批判旧政权封建特权体制的政治论文──到底有什幺用意呢?被大革命魅惑了两百年以上的西方智者不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宣告「再见,革命」(Farewell, Revolution)了吗?

那场激动人心、开创了所有现代政治想像的大革命确实已老——事实上,大革命所开创的一长串现代革命系谱都已逐渐老去,只剩下「What is Left?」的声音迴荡在所有梦想解放者的灵魂深处。然而历史无非永劫回归,终点之后又是起点,一个新的革命情境正在酝酿,这条我们曾以为终于找到的道路开始分岔,终于看到的光亮正在熄灭,终于生根的土地在点滴流失,终于夺回的记忆在日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崎岖,新的黑暗,再一次的失落,再一次的遗忘,以及漫天的恶业与战火。

而战火已经蔓延到台湾──再度蔓延到台湾。昔日党国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所孕生的封建权贵阶级,如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新生、更加茁壮,并且跨出岛屿,形成「两岸三地」的跨国权贵资本集团,然后向母体反噬。在形式民主的新游戏规则下,新生的权贵集团以权养钱,再以钱买权(选票),于是权力生身份等级,身份等级生阶级,阶级巩固权力,权力巩固身份等级,如此权与钱结合,身份等级与阶级合体,彼此循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社会流动降低,乃至完全停止,于是déjàvu!──贵族与教士(体制意识型态的生产者)转世,特权重生。或许我们可以称这个正在展开的惊人历史过程为台湾──以及这整个世界──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台湾的再封建化,意味着三十年民主化过程形成的社会团结开始因阶级与身份等级分化而解体,民主体制受金权世袭腐蚀而倒退,所有进步价值逐步崩解流失……。于是两百二十六年前大革命前夜法国人激辩的课题,重新浮现在今天的台湾,质问我们苦恼的灵魂:何谓台湾?是一块新买办特权阶级掠夺弱者、剥削自然的不义之地(land without justice),还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多元、友爱,并且永续保有她美丽自然身影,拥有无穷生命力的,道德的共同体──我们的家园?

这个时候,请让我们翻开《论特权》陈旧而崭新的书页,在字里行间细细寻找辨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之路。

本文摘录自《论特权》一书之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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